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甘阳发问：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

我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实际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

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是相当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往往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且让我们现在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

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学不但没有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因为这种情况实际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

很简单地说，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才，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学仅仅能以高薪聘请别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永远在自家大学里培养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应人才，那么这家大学就永远是三流大学，它的所有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者是高投入低产出。

我们现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是讨论高等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暂时只考虑大学培养的今后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才。

第一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北京大学本身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竞相聘请，亦即以“北大博士”这一学术资格就可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北京大学开始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第二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以“北京大学博士”的学术资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聘请担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几乎没有，但以“北京大学博士”这一资格在中国本土一流大学任教的比例在国内仍然名列前茅；这种情况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国的一流大学；

第三种则是，17年后“北大博士”的资格不但不足以在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得到聘请，甚至也已经得不到中国国内一流大学的聘请，而只有资格在中国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那么这就只能意味着，北大下滑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这就象假如哈佛的博士今后都只能去美国州立大学任教，那么哈佛也就下降到州立大学水平了。

我们现在因此不能不问，北京大学现在宣称的在“十七年左右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如果北大的目标是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即在十七年内造就越来越多的“北大博士”直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那么至少有志气，唯一问题是北大通过什么制度来达到这个目标。但如果北大说，这种目标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十七年，甚至七十年都不可能，那就奇怪了，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北大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目标？

我们必须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标准是这大学培养的最高学位如博士是世界一流的，其他标准都不是真正的标准。美国有很多非常好的liberalcollege，培养最好的本科生，但不会称“世界一流大学”，人家根本就不屑这种空洞名号。又如果光是以生产论文数量质量为标准，那不如大力扩充办好中国的科学院和社科院体制，专事研究和写论文，何必浪费精神办大学，反正学生再培养也不成材，因为只能去二流三流大学教书。

北京大学如果不是以上述第一种情况为自己的目标，今后实在没有必要喊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误导北大自己。这种误导就在于北大根本没有想过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却事先排除上述第二种情况，最后结果恰恰只能是沦落到上述第三种情况，即造成北大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越来越贬值。

立足“华人大学的理念”改革北大

有人一定会反驳说，如果北京大学今后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那么由这样的北大教师队伍培养的北大博士自然也应该是最好的，怎么会反而贬值呢？

我们说，这只是想当然的看法。因为如果北大以及全中国的一流大学都走上了“留美近亲繁殖”道路(为行文简便，以下用“留美”泛指所有留学)，亦即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认定北大教师聘任首先考虑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读北大博士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

从“华人大学的理念”出发，北大的改革应该着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的水准，减少对国外博士的需求。

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应该有三条原则：

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

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时，主要聘用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人，因为中国需要大规模地研究西方；

第三，一般情况不聘用那些作中国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经证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

如果按这三条原则，我相信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十年后必有极大起色；反之，如果按北大现在的改革方案办，则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变成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一个分部，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北大！抬起你高傲的头，挺起你高贵的胸，不要自卑自贱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为“华人大学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简介：甘阳，1952年生，浙江杭州人，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现任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