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研体制十分依赖移民群体，他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际人才吸纳体系，并且也以此为标榜。 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留学生输出国。近年来，中国发起了系列计划以吸引人才返华、来华，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关注。相当规模的政治干预进入学界，引发国际人才格局、科研合作的剧烈变动。这集中表现为华盛顿中国行动计划及其广泛影响。

争夺人才资源的不仅是中美。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印度）期望通过外籍人才和海归人才来推动国内科研发展。为了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研究机构和充满活力的知识经济，外籍人士和海归侨民显然已被视作关键。

在中国200多个人才招聘计划中，引进计划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引进计划原则上不限国籍，但实际上极少有华人之外的学者利用该计划。引进计划的理想条件为：（1）从事STEM领域研究并且年龄低于40岁；（2）拥有国外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三年以上的海外研究经历；（3）在国外拥有全职研究职位；（4） 承诺于中国全职就职；（5）是同行中顶尖人才，并有潜力成为研究领域领导者。但这些条件亦可酌情放宽。此外，引进计划的支持也相当丰厚，包括：一次性免税补贴50万元人民币；100万至300万元的机构开办补助；住房补贴等附加福利；在申请地方和国家补助金予以优先考虑。

2011年至2017年，引进计划共发出了 3576份录取书。影响可谓巨大。但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却曾有研究表明，他们的海归人才回到发展水平较低的母国之后，科研产出能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的一些研究则表明，海归人才在重新融入母国研究环境时，往往面临行政干预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阻碍。那么，引进计划的实际成效究竟如何？

本次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副研究员史冬波和香港大学副教授Yanbo Wang等主导。研究人员衡量了引进计划在招募顶级科学家和培养海归人才方面的成效。研究发现，通过引进计划回国的人才通常都具有较高科研水准，但该群体在回国前的科研产出能力却并没有达到顶级标准。而回国之后，这些归国人才普遍获得了更好的论文发表成绩。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现象应当从更充裕的经费和更大规模的研究团队来解释。

研究人员考察了引进计划前四个批次发出的录取书，共有721人获得聘请。研究人员首先排除了其中309人，排除原因为“回国从事非学术工作（27人）”、“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196人）”、“非华人（34人）”、“回国后五年内离开中国（5人）”、 “缺乏简历信息（47人）”。剩下的412人中，有73位拒绝了引进计划的聘请并留在海外；有339位接受了聘请，并在中国从事研究已至少5年。所以样本中接受引进计划聘请的海归人才应满足如下条件：（1）中国人，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2）在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3）回国从事研究工作五年以上。

研究从两个维度进行对比。第一个维度是引进计划聘请的接受者和拒绝者的对比，研究人员重点分析了引进计划对不同水平人才的吸引力，聘请接受者反映了计划招募的海归人才的普遍情况，而聘请拒绝者则揭示了计划吸引力的边界所在。研究称，收到聘请的学者普遍是高水准的研究人才，他们之中有半数以上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于2022年SCImago机构排名。由表可知，收到引进计划聘请的人之中，有17.8%博士毕业于排名前二十的高校，可见其名校背景比例之高。

这些收到引进计划聘请的人，除了多数毕业于名校之外，其论文生产力也比较可观。就接受聘请的人而言，他们平均每人每年发表论文2.39篇（回国前）。但这还并不是顶尖水准。如果将美国所有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活跃华人研究者的论文生产力进行排名，则2.39篇的年平均发表量只能排到前15%。

而就拒绝聘请的人而言，他们的每人的年平均发表量达到了2.93篇，在前述排名中能够排到前10%。这无疑明显优于聘请接受者。此外，聘请接受者获得海外教职的比例只有14%，但聘请拒绝者则有89%的人获得了教职。聘请拒绝者还在国外获得了更多的资助——平均每年有30365美元的经费，而聘请接受者只有4439美元。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居多的人更容易接受引进计划的聘请，而以通讯作者身份发文居多的人则反之。论文发表的期刊越好，则这种分化倾向表现得越明显。

透过研究人员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些结论，即：引进计划对中上层研究人员吸引力较大，而对顶级人才吸引力较弱。这似乎与资源息息相关，顶部人才占有着大量资源，而研究资源匮乏的中上层人才则倾向于接受引进计划的优厚条件。这一方面反映了发达国家中科研分配机制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引进计划的部分局限性。

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则是海归人才与海外同行的发展对比。这里用以对照的“海外同行”，也是指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们和海归人才在国外同一所大学、同意研究领域获得博士学位，且就学时期与海归人才不能相差三年以上。在海归人才接受引进计划回国之时，海外同行一直留在国外。第二个维度主要对比分析了海归人才和海外同行的论文发表成绩，以判断其科研产出能力变化情况。

研究人员首先以双重差分模型( 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从学术出版物数量的角度展示了海归人才与海外同行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研究指出，海归人才回国后论文产出明显提升。海归人才回国后，在2016年平均发表论文4.80篇，而该年他们的海外同行平均发表论文3.77篇。海归人才回国后论文生产力比他们的海外同行提高了27.2%。而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虽然海归人才回国后会经历一到两年的论文下滑期，但是在回国五年后便会回归正轨，并且出现论文发表量的明显攀升。且考虑到学术出版的时间成本，上表模型将统计时限向后移了两年，为归国前三年到归国后七年。显然，学术出版的滞后性，也是海归人才论文发表量“先降后升”的重要原因。

上图表中还区分了“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量”和“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量”。由B、C表可以看出，海归人才论文发表量的上升主要表现为以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篇数的增多。这可以说明海归人才回国后，更多是独立带领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综上，研究人员认为，海归人才在回国后学术表现（以论文发表量为主要判断依据）明显优于其海外同行。

此外，研究进一步指出，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引进计划给予的充足经费及研究团队支持。为了验证这一判断，研究人员控制了研究资助和团队规模的影响，再次绘制了上文的论文发表情况图表，如下所示：

本研究首次考查了我国重要人才计划引进计划的实际成效。反映了引进计划在招募和扶持海归人才方面的成功。研究指出，充足经费和研究团队规模是海归人才回国后的更好学术表现的决定性原因。这一分析同样具备参考价值。此外，引进计划在对顶尖科学家吸引力的不足反映了其局限性，也表明了中国在人才引进工作上的改进空间。

以美国为代表的科研大国对移民人士有着相当的倚重。然而如今人才的高度流动性决定了各国间人才资源的竞争将愈加激烈。谁能真正地为科学家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谁就能真正地赢得科研人才的聚集。科研环境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以引进计划为代表的人才计划只是其中一环。比如，本研究中评估海归人才学术表现时，以论文发表数量为主要指标。而许多单位也正是这样的要求，即重论文的“量”，以至于忽视研究的“质”。最终导致学界中的浮躁风气，制约科研的良性竞争。这也勾勒出了科研环境建设的复杂图景，需要我们审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