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一个会议上，一位拥有国家人才称号的大学海归教授对我说，现在我们大学中获得人才称号的人与普通学者之间待遇（包括薪酬待遇和社会地位）差别太大，严重影响学术的健康发展。

其实，这种现象在我国大学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屡见不鲜。我曾经在2009年给一位领导去信，谈我对国家各级部门设置过多的奖励项目对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

大概一个月后有关部门几位处长依据领导批示来我办公室听取我的意见。他们和我谈到一些情况让我感到诧异，他们说，其实政府一直想就改善科技奖励的设置与评审有所作为，但是需要社会公众，尤其是科技界的大力支持。

例如有一年他们为了规避科技奖励评审过程的行政干预，邀请了一个大学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出任科技奖励评审专家。

但是当年这位专家所在学院一个领导申报了科技奖励，并告诉这位专家，无论如何要设法帮他的奖励项目评上。

结果事与愿违，这个院领导项目没有评上，责怪这位教授没有帮忙。其实再帮忙，教授手里也只有一票支持他，其他评委普通教授爱莫能助。

所以，教授表示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类科技奖励评审，这让政府主管部门很是为难。

我在以前相关文章中谈到我国各级政府和行业部门设置的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涉及人才和科技成果项目等）究竟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发，尤其是解决卡脖子技术起到了多大推动作用？

实践是检验一个政策效果的唯一依据，时至今日估计谁也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们大学和科研院所，人才称号已经成为这些机构领导的面子工程。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单位的青年学者申报各种人才荣誉称号，真可谓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

因为，这类人才能为机构争取更多资源，对机构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你能说不对吗？然而，年复一年的评审结果是领导与申请者双方最后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这些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对于这些人才称号真可谓爱恨交加，是一个典型的“烫手山芋”。

人是感情动物，看着那些拥有人才称号的学者享受着人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与薪金待遇，谁能熟视无睹。

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一位拥有国家青年人才称号学者在协助会议做点接待工作被一些参会学者看成是跑腿的，然而当会议开始时主办方介绍这位被大家看成跑腿的年轻人也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国家人才荣誉称号时，那些有点世俗的人则立即另眼相看。

我们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殷鸿福院士告诉我，前些日子他家里座机出问题，他不想麻烦学校院士办公室人员，就直接给中国电信武汉客服部门打电话请求尽快上门检修，以免影响工作，人家答复一周后安排上门检修。

无奈殷老师只好求助于学校院士办，院士办当即给同样的客服人员打电话，亮明殷老师老校长和院士身份，对方当即表示立即上门检修。

面对这些世俗行为，我们普通社会大众情以何堪。这些现象已经构成了我们不良世俗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实，我们的殷老师在出任校长前后就常常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穿梭在校园，就像他的老师杨遵仪先生80多岁还骑自行车穿梭在校园里，师生俩的这一行为成了学校一道亮丽风景，至今还有校友对他们师生俩的这个“行为艺术”津津乐道。

众所周知，国家级人才荣誉称号指标毕竟有限，大多数成果丰硕学者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法定年龄”期间获得这类称号。

尽管他们也会按照单位领导要求年复一年申报这类荣誉称号，直至年龄到限为止。这个申报过程对我们的青年学者心理是一个考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也是一个威胁。

据我所知，国家较早就注意到过多奖励项目对科技发展和学术环境的不良影响，为此，已经将政府奖励项目规范在国家和省政府范围，取消了国家部一级的奖励项目，取消了国家优秀博士论文项目等。

然而，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和行业学会总是变着花样改头换面继续设置一些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似乎没有这些奖励项目就不能调动大家积极性，就不能解决卡脖子技术。

这必将导致奖励泛滥，催生学术浮躁和功利，甚至出现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评上奖励的项目也难以服众，违背了设置奖励项目的初衷和愿望。

2022年7月4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