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疫情所引发的系列财政危机，像一个毒瘤一般侵蚀着整个国际高校界，学生、教员、校园等各方都分担着苦果。

而由于缺乏普遍有效的破局措施，科研与教育正在迈向持续萎缩的恶性循环。

财政危机，高校百态

上周三，美国阿克伦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董事会全体通过了一项裁员计划，以应对预估中的生源衰减情况和持续性的预算危机。该计划从大约570名教职员工中裁除了97名全职教授的职位，这一决定将在两周内生效。

除此之外，该校还有打算近期辞职或退休全职员工约21名。如此之高的裁员比例，无疑将会严重影响大学的正常运作，该校的财政情况显然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阿克伦大学的教授对前路忧心忡忡。他们质问校方，在如此多的同事“失踪”的情况下，他们的院系将要如何运作下去，或者说，还有运作下去的必要吗？

阿克伦大学教职工会主席Pam Schulze教授称这个决定对教职工乃至学术研究而言都是一次“血洗”。她表示，“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工会的问题，它其实关系到整个大学。据我所知，一些教研工作的正常运行会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几乎难以为继。”

据悉，应校方要求，各院系都对人员课程进行了改组，其课程削减比例高达25%。

阿克伦大学校长Gary L. Miller表示，他们此举是为了给校园的“可持续发展”谋求出路。他称，由于人口结构原因，阿克伦大学生源连年下降，而疫情流行让局面更为严峻。不过他坚信，只要敢于做出“共同的牺牲”，阿克伦大学将安稳度过此次疫情危机。

围绕阿克伦大学裁员计划的争论十分激烈，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在入学率下降的时候削减教学费用无异于自毁长城，将令家长和学生对大学失去信心，进一步导致入学率下滑；而另一方认为，自上而下的人员裁撤，精简了冗余员工，这将推动入学率。

事实上，自疫情大流行以来，整个美国高校界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裁员措施以缩减开支，但阿克伦大学此次裁员所引发的争议却殊为巨大。有评论者称，这主要是因为其裁员比例过高，且许多教员公开强烈抵制的缘故。

显而易见的是，疫情大流行对高校界的打击是普遍性的，但由于每所高校自身实力不同，故而其所能承受的压力也不同。因此，一些在疫情之前就运作不良的高校，往往迫于疫情压力而采取更为激进的裁员举措，来避免校园基本运作的崩盘。

比如同样运营不善的俄亥俄大学，其生源在疫情之前就已面临数年下滑的颓势。疫情爆发不久，该校扛不住财政压力，解雇了近140名员工。这一举动激起了教职工和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他们随即在校园内组织了汽车游行。

许多美国名校也半只脚跨进了财政危机的泥淖，不过这些学校财力雄厚、资源广泛，应对相对不那么窘迫。总而言之，各高校形形色色的应对方式，一同构成了疫情财政危机下的高校百态。

裁员潮、学生难，澳洲高校何解？

从地缘上看，不单美国，澳洲、欧洲等区域的高校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局面。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近期宣称， 将裁员493个全职工作岗位，以应对COVID疫情造成的6亿澳元（合人民币约29亿元）的财政预算缺口。

校长Ian Jacobs表示裁员是充分努力过后的无奈之举，他称：“我们预计在2021财年将亏损3.7亿（澳元）。而其中超过75％的损失将通过与就业无关的开支缩减措施和我们的储备金来弥补。但即便这样做，仍然留下了7500万澳元的财政缺口。”

此前，该校的高层管理人员曾带头降薪，其管理及行政费用等非人事成本也遭到了削减，甚至连临时工也减少聘请了许多。

Jacobs认为校方在保有岗位上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他表示：“在3月份，我曾以为我们将失去2000多个工作岗位……但我们提供的岗位数量，仍然比2016年时多出500个。当然，这并不能减轻失业带来的痛苦和苦闷。我们对裁员深表遗憾。”

由于国际边界的长久关闭，澳洲各高校正在承受巨大的财务痛苦。

作为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成员的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和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估计其2020年财政损失分别为3.5亿澳元、3亿澳元。

与美国方面的情况类似，严峻的财政形势正在对高校施加全方位的负面影响。澳洲八校联盟的一项预测模型显示，由于缺少外国学生，其成员大学将失去6700个工作岗位。裁员潮即将席卷这些澳洲的顶级高校。

这6700个岗位中包括短期以及非常任职位的4400名研究人员，他们的合同续签可能性极低；而除了这4400名合同雇员，另外2300名被裁人员将主要是大学常任学者和专业人员。

莫纳什大学校长Margaret Gardner在更早时候曾预测该校裁员将达到500个职位，这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宣布的裁员情况相似。运营状况较为良好的大学们尚且如此，其他大学的境况就更是举步维艰了。

许多大学宣称，他们能做的也只是将裁员数量缩至最小，但想要完全摆脱裁员困境，是几乎不可能的。

面对困境，Jacobs仍然相信新南威尔士大学今年有希望在全球排名挺进前50，“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从世界排名第96位升至第55位。我认为我们今年可以跻身前50位”。

但是，即便新南威尔士大学整体乐观，如此规模的裁员浪潮对高校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回避的事实。令人担忧的是，这引发的连锁效应，或将最终表现整体研究水平的下滑上。

八校联盟首席执行官Vicki Thomson女士针对澳当下的研究财政困境批评道：“大学收入在为大部分国家研究工作提供资金。而当COVID-19疫情导致大学收入下滑的时候，澳大利亚研究经费的结构性低效率就暴露了出来。”

她补充道：“最严峻的现实是，大多数研究人员所签订的固定期限的合同是由大学收入来支持，而非来自政府。因此，在高校遭受经济打击的同时，我们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风险。这些人才往往是运作复杂的研究基础设施的专业技术人员。”

来自悉尼大学的一项研究则显示了澳大利亚研究型学生群体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今年4月份，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对1020名研究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以调查COVID-19所引发的危机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调查结果发现，约75%的学生将因疫情而遭受财务危机。45%的学生称因为无力负担各项支出，因而会在6个月之内退出自己所在的研究工作。甚至还有11%的学生表示自己的基本饮食开支都成了问题。

研究人员称，大部分学生财务状况的改变是因为在校的兼职津贴削减的缘故。

就调查结果来看，有18%的学生声称他们失去了兼职职位，有19%的学生声称其兼职职位的工作量与薪资都下调了，还有部分学生表示薪资下降了，工作量却反而上升。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学生（占受访者29％）预期会在6个月内陷入无力负担住宿费的困境（甚至已经无法支付）。已有30％的人正在被迫寻找替代住所。5%的人表示自己将要无家可归。

如果将这5％推广到整个澳大利亚的研究型学生群体，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据预示着学生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需要政府果断干预，以避免对未来的科研人才储备产生负面影响。

澳洲诸所高校的研究经费，由于相对缺乏政府资助，过度仰赖大学方面的收入，因此在疫情中受冲击尤其明显。而财政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裁员浪潮导致现有人才流失，学生补助削减导致人才储备渠道受害，这些负面因素对其未来科研产生的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国际学生占澳洲高校收入的比重相当可观，许多高校仍在寄希望于国际学生的重新返校。然而澳大利亚内部反复无常的疫情态势却使任何人都不敢断言其国际边界何时会再度开放。可谓艰难异常。

有评论者认为，政府应当在这一关键时期提供帮助，避免大学中科研力量过度萎缩。否则，一旦人才流失过度，那么在疫情之后想要通过加大投入来恢复科研产出，也会陷入无人可用的局面。

然而，面临疫情危机的并非只有高校界、科研界，复杂而不确定的经济局势要求人们作出更多的选择，想要解决疫情之下的高校财政之困，恐怕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