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C. K. Gunsalus是来自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学术诚信专家。她参与设计了一份包含26个要点的学术不端检查清单,大学工作人员可以使用这份清单来指导相关调查。在昨天的推文《佐藤科研造假案反思:大学该如何展开学术不端调查?》(见文末热门文章)中,Andrew Grey团队在研究中就使用了这份清单。本文呈现了更多Gunsalus对建立学术不端调查系统的心得与观点。
C. K. Gunsalus表示,除非不得已要公开调查过程,否则机构在处理学术不端时总是南辕北辙。
在担任学术诚信官、学术不端调查鉴定证人和顾问专家的几十年里,我获益匪浅,也见过不可原谅的学术不端行为。即使在调查流程规范、调查结果明了的情况下,大学也很少会公开调查报告。这种隐秘性使得学术不端屡禁不止,也滋生了外界的不信任。证据是,现在持续有人揭发大学对性骚扰指控处理不当(可能持续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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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正在变得越来越透明。大学的做法也应如此。公开学术不端调查报告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大学可以从自身以及其他机构的调查中汲取经验。学校领导也会更加重视相关举报。诚实的研究者也会因此意识到,虽然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常常是不确定的,但是这和那些会引发学术不端调查的行为截然不同。
我们已经在医疗领域看到了这样的转变。5月,一项研究显示,在英国的医院里,如果医疗工作者能够畅所欲言而不用担心前途受阻的话,医院的死亡率将会降低(V. Toffolutti and D. Stuckler Health Affair. http://doi.org/c6df; 2019)。我常常发现,机构调查者问的问题是错的,比如“我们不需要报告这件事吧?”“谁能料到X博士会做这样的事?”或者(对举报者说)“你怎么会想给自己的项目惹麻烦呢?”调查者会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人头上,而不去审视合作者或导师的问题。如果调查对象离职,调查就会骤然停止。曾有一个研究团队有12篇临床试验论文被撤,所涉机构对此进行了调查。2019年,研究人员发表了对这项学术不端调查的分析结果,指出虽然调查持续了8-17个月,但是他们并没有检查该团队的临床前试验,哪怕是在收到了详细而严肃的举报后也没有这么做(A. Grey et al.Res. Integr. Peer Rev. 4, 3; 2019)。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改观。30年前的1989年,一群律师和科学家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在媒体报道的21起学术不端指控中,至少有8起没有得到所涉机构的妥善处理。(当时没有足够信息能对所有这些指控进行评估。)从那时开始,防止和应对学术不端的资源开始增长起来。至少在3个大洲都出现了专业的学术诚信协会。可是大家并没有搜集关于大学内部学术不端调查有效性的可靠数据,甚至连学术不端类型和发生率的数据都没有。
去年,英国议会报告称,四分之一的大学无法按要求提供年度“书面报告”,说明是否进行了学术不端调查,以及学术不端调查的数量。只有58%的大学提供了过去两年的相关报告的网络访问链接。
现在是时候改变这个局面了。如果用正确的方式进行学术不端调查,如询问“你是否希望你的声誉和一所支持不名誉研究的机构联系在一起?”“怎么做有可能避免这件事发生?”“关于如何做研究,我们的学生学到了些什么?”“其他研究者是否依赖这项研究?”那么学术不端调查将会变得更有效率,甚至可以推动系统性的变革。机构的调查程序不仅应该保护举报者和被举报者的权益,还应该保护学生、同仁、学者以及知识的进步。我建议分三步走:制定一个可以夯实调查流程的清单;将调查报告送出接受外部同行评议;公开调查结果。去年,我和同事发布了一份试验性的清单(C. K. Gunsalus et al. J. Am. Med. Assoc. 319, 1315–1316; 2018)),在包括外科和航空运输在内的许多学科里,都被证明能有效改进调查流程和结果。
但是,如果不能对调查者追责,即使是最好的指导意见也是纸上谈兵。我们对科学研究采用同行评议做法,对调查也应如此。大学应该相互合作,互相进行同行评议,在报告最终出炉前加以审核。
当报告完成的时候,机构应该将其公开。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将面临许多复杂的选择,这涉及对弱者和无辜者的保护、时机以及保密性。目前的一些政策需要调整。而一些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的措施已经在展开了。
资助机构和研究者寻求创造更加健康的工作环境。开放科学正在壮大。研究论文开始报告越来越多有关研究方法的细节,研究数据也变得越来越公开了。大学应该采用相似的原则来指导学术不端调查。我们要建立一个和科研一样经得起考验、公开且可追责的调查系统。
据我所知,最值得借鉴的一起学术不端调查是关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位放射学家的。有人举报他的两篇论文数据重复后,他本人辞职了。而学校教员则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对其所有137篇论文进行调查,发现其中60篇涉及造假或存疑。后来,他们发表了调查结果,努力修正科研文献记录(R. L. Engler et al. N. Engl. J. Med. 317, 1383–1389; 1987)。这件事发生在30多年前,但是对于今天仍有启示意义。制定清单和增加透明度会让这个案例所体现的勤勉尽责成为准则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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