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拥有一支具备世界一流大学平均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高校挤进“双一流”名单的重要支点之一。但是，由于高层次人才具有稀缺性和流动性，难免会成为各家学校争夺的对象。

    “双一流”到底花落谁家？这是教育界近期热议的话题。

    据教育部透露，第一批“双一流”大学名单将会在8月底揭晓。

    “双一流”指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称“双一流”方案）从建设、改革两方面共安排了10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指出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高校要有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专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可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是高校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工作之一。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办学质量评估副研究员樊秀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高校评估工作中，科研成果、高层次人才、论文数量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在高校的高层次人才评估工作中，“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海外高层次人才（下称“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下称“杰青”）作为的四项人才指标在高校评估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在评估工作中，如果要给这四个指标评分的话，在‘两院院士’打100分情况下，‘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青’一般可以各打50分。”樊秀娣对记者解释了这四项指标的相对分量。

    不得不说，拥有一支具备世界一流大学平均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高校挤进“双一流”名单的重要支点之一。但是，由于高层次人才具有稀缺性和流动性，难免会成为各家学校争夺的对象。

    那么，究竟各高校在这场人才“军备竞赛”中的表现如何？

    传统名校仍是人才高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各地高校“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青”人数进行梳理，从统计结果上看，在中国高校高层次人才总数排行榜前44所高校里，除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深圳大学以外，其余的41所高校均为曾经的“985”、“211”高校。且“985”、“211”高校与普通院校高层次人才数量差距非常大。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分析，“985”、“211”高校的高层次人才优势是结构性的优势。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布局，首先能够成为“985”、“211”工程的高校都会是博士点比较多的学校，这就决定了高校间基本实力的差距。一般情况下，普通高校光靠本科专业是很难吸引到高层次人才的。

    而普通高校的整体办学实力不及国家重点建设高校，是难以争取更多博士点的重要原因。也有专家认为，长期以来，地方高校在博士点设置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过小，是导致地方高校博士点数量不足的重要因素。

    今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提到，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让大学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稳妥推进部分高校自主审核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另外，在博士点聚集的基础上，高校有没有与其学科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中心这些重要平台，也是高层次人才进一步考虑的因素。”张端鸿说。

    以深圳大学为例，近年来，其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据深圳大学官网显示，深圳大学现有两院院士9人（含短聘3人），美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医学科学院院士5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1人，欧洲科学院院士1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人。以及“973计划”首席科学院3人，中组部顶尖千人与创新团队1人、“千人计划”入选者60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2人（含短聘16人），“杰青”获得者29人。

    师资力量的不断壮大，得益于深圳大学通过搭建科研平台、大力引进人才等措施。目前，深圳大学在深圳已有8个产学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两大国家级科研实验室——“大数据系统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二维材料光电科技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同时落户深圳大学。

    经济强市具竞争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目前高层次人才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广州、杭州、成都、合肥、天津。值得注意的是，除西安、合肥以外，其他城市都是位列2016年城市GDP排名前十位的经济强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

    高层次人才汇聚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地方经济实力，也得益于城市的人才政策。以成都为例，今年7月，成都发布《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就提出了，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等到成都创新创业或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土创新型企业家、科技人才，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金资助。同时还提供住房、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社保、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创业扶持等服务保障。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能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城市一般有几个共性：首先是经济实力较强，环境好、发展机会多；另外，高校资源丰富，学术氛围浓厚、科研平台较多，适合做学术搞科研，这也是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因素。

    以合肥为例，虽然合肥市的经济体量在各城市中不算靠前，但是合肥以中国科大为龙头的科研实力不容小觑。据悉，继去年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批“双创”示范基地后，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全国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名单中，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荣事达电子集团也榜上有名。

    目前，合肥市已有三家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在全国省会城市位居前列。同时，合肥也是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国家科技创新试点城市。

    高层次人才的“马太效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全国各地高层次人才数据后发现，高层次人才多聚集于东部沿海省份，与西部地区呈现明显对比。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东部地区高校共有“两院院士”1028位，而西部地区高校仅有“两院院士”134位。

    另外，记者对2016-2017年高校新增的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青、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和杰青获得者进行了统计，发现浙江大学共有80人次入选，超过北大、清华；北京大学有79人次入选，位居第二；清华大学有67人次入选，位列第三。近年来势头强劲的中山大学以56人次居于第四位。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也都有30人次以上入选。而后30所高校的入选人次基本在10人以下，高校间顶尖青年人才数差距明显。

    整体来看，这些顶尖的青年人才多集中在浙江、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重点院校，而中西部地区鲜有人才入选。

    多位专家表示，东西部高层次人才分化，各地区人才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与高校为进入“双一流”名单，争取高层次人才不无关系。

    在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号召下，东部许多高校为吸引人才使出了浑身解数。记者在东莞理工学院官网发现，在该校的高层次人才招聘启事中，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学者给出了基础年薪130万元，住房补贴250万元的丰厚待遇。另外，在科研启动经费上，理工科学科人才最高可达200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最高可达200万元。迄今为止，该校共引进6名“两院”院士（双聘、特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名、7名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

    无独有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给院士开出500万元年薪，天津工业大学给院士500万住房补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给引进的首席科学家30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西北某所重点高校在2016年到2017年院士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或许这些人才并不都是被高薪挖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以高薪酬、住房补贴和科研经费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做法，确实造成了部分高校的人才流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破解人才流动“负面效应”

    面对“抢人大战”，近期，中组部、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表示反对东部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抢挖人才，阻止“东强西弱”的现象进一步恶化。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西部地区出现人才流失的情况，实际上也符合人力资源的基本流动规律，因为人才一定会往更加发达、科研开展环境和氛围更好的、薪酬待遇更好的这些地方流动。这样也有助于这些人才在更好的环境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因为有些‘帽子人才’（‘帽子人才’主要是指因入选国家各部委人才计划项目拥有相应称号的学者）是从中西部地区拿到的这个‘帽子’，一些学者能拿到‘帽子’，不仅仅是他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很多情况下也是学校举全校之力共同配合努力争取来的结果，这样这个‘帽子人才’一走，对学校造成的打击很大。”张端鸿说。

    记者发现，对高价引进“帽子人才”持否定态度的专家不在少数。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办学质量评估副研究员樊秀娣认为，正常的人才引进和学术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目前存在个别高校对“帽子人才”不论需要与否，也不做全面考量，只要有可能，一概不惜以重金收入囊中。这种行为，对人才流动、个人成长、学校发展和整个学术风气都是极其不利的。

    “首先对被挖人才而言，他在原来学校所做的研究，未必在新的学校的能够得到更好发展，甚至会出现‘水土不服’；另外，对被‘挖’走人才的学校来说，对其学术元气和士气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往往一顶‘帽子’是举集体资源争取来的。人才被挖走，实际上意味着原单位的很多资源也被带走了，这对原高校是不公平的。”樊秀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道。

    那么，盲目“挖人”的不良风气该如何破解？专家也给出了他们的“药方”。

    “首先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文件去约束，让‘帽子’不应跟着人走，换句话说就是人力资本可以流动，但是不是因为‘帽子’而流动。可以是因为个人的研究方向和专长比较符合另一个学校的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流动，而不是仅仅因为‘长江学者’、‘杰青’这些名头而流动。”张端鸿说。

    对此，樊秀娣认为，在高校评估工作中，应该降低“帽子人才”指标的权重，因为实际上很多时候，“帽子”多少并不能反映学校真实的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同时，应该更看重高校对学生培养情况和科研成果的产出，这才有利于我们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今年7月27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也提出要健全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合理流动，遏制恶性竞争。完善各类评估评价机制，引导高校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注重于打基础、利长远。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工作联盟作用，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人才流动协商沟通机制，探索建立人才成果合理共享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当中还提到，要强化高校和人才的契约关系和法制意识，落实聘用合同管理。引导高层次人才重诺守信，模范遵守聘任合同。

    此外，发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引导作用，进一步加大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倾斜力度，吸引一批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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