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心慌意乱的Jess McLaughlin登录了推特账号，发布了一篇绝望的深夜推文。

“我觉得我在学术上不会成功了，我已经没有办法重头再来，毕业论文的滑铁卢将成为我简历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在整整15个月里，俄克拉荷马大学的McLaughlin都在努力抢救他关于巴拿马鸟类遗传学的博士论文。McLaughlin在2021年7月的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委员会认为McLaughlin需要分析更多测序数据来验证他的发现。McLaughlin修改后重新提交了论文，但论文仍有一些格式问题。McLaughlin再次修改后提交。但这一次还是没有通过。

McLaughlin说：“学术界的这种事情比我们想的多得多。但因为羞耻感，所以没有人愿意谈论它。”

而McLaughlin也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决定：他邀请其他科研人员分享他们的失败。McLaughlin本来希望能有一两个人回应，但却收到了大量科研人员和学术人员的回复，关于他们如何从失败走向成功的故事纷至沓来。这些个人经历支持着McLaughlin做完了博士论文的最后一轮修改。

博士论文没通过的比例有多少？这方面的数据其实很少。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现为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在2011年发布的一篇分析称，在英国逾26000名博士生中，1/5的人没有完成学位（见go.nature.com/3dsar4）。这些人的大部分半途辍学，但有3.3%的人是因为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的口头答辩。

Andrew Stoehr和大部分博士生一样，对此不知情。当他还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生态学与演化博士生时，他在2002年口头答辩没有通过，这让他感到绝望。

“我羞愧极了，”他说，“想找个石头缝钻进去，在里面躲上7个星期。”

加州羽河学院的生物学导师Anna Thompson认为，因为污名和羞耻感，很少有学生愿意分享类似经历。这反而让更多人以为失败的只是少数，而且打击性不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Thompson和其他科研人员纷纷开始在网上和课堂上公开谈论读博的失败经历。这种坦诚将帮助下一代科研人员学会接受失败，并在失败的必经之路上重新站起来。

Stoehr没通过口头答辩后，他的其中一名导师看到他沮丧的样子，便请他去办公室聊聊。在聊天中，导师分享了自己经费被拒的各种经历，和那周刚失败的几个实验。这些正是Stoehr需要听到的话。

“我感到自己可以振作起来，”Stoehr说，“一切都是关于研究，不是我自己。”

Thompson也是这样安慰她的学生，她的很多学生都是家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很多人看到她身为教师的成功，就认为她肯定一直顺顺利利的。但现实不是这样。Thompson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时，在博士论文和新生儿当中无法分身，并成了意料之外的单亲妈妈。后来，她选择拿个硕士学位去社区学院教书。

Thompson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她可以安心做个好妈妈。Thompson和Stoehr都认为应该打破学术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主流思想。许多选择读博的人都很有追求，很有动力，也很聪明，这些都能是他们事业道路上的重要特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环境微生物学家Kati Geszvain说。但她也指出，这些能力也会让失败带来巨大的打击，酝酿出抑郁、焦虑和其他心理问题。让人们分享失败的经历听起来不符合常识，尤其是这些经历会勾起他们的羞愧感和无能感。但这正是为何Geszvain一定要说出自己的故事，并鼓励她的学生也这么做。

在第一次读博的尝试中，Geszvain离开了威斯康星州的家，来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这让她感到很孤独也很累。在经历了资格考试的“彻底失败”之后，Geszvain暂停了她的研究，选择了离家更近的一个学校读博。虽然有时不是一帆风顺，但Geszvain感到她来到了对的地方，选择了正确的项目和合适的人。2003年，她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微生物学博士学位。

Geszvain说：“我想给大家做个榜样，让大家知道即使读研的一开始失败了，最后还是能取得成功。希望这能让大家的压力小一点，放松一些。”

与很多向《自然》讲述他们读博失败或差点失败的人一样，罗汉普顿大学的辅导心理学家Mick Cooper表示，师生关系有时候也会带来问题。许多博士生根据导师的研究课题选择自己的项目和实验室，这当然无可厚非。但Cooper鼓励学生想清楚他们的导师是否能支持他们选择的研究方法。

Cooper在1990年代中期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读博时，并没能想到这层关系。他的导师来自文化研究系，但Cooper在读博期间转到了心理学博士。当他在1996年1月进行口头答辩时，结果并不如意。

Cooper说：“我的研究并不差，只是不符合答辩的预期。”

他的答辩委员会给了他再次提交的机会，但这意味着他要从头开始研究，这次要更加关注定量分析。Cooper最后为自己修改后的项目找了一位新导师，这才让他最后顺利毕业。他说，没有导师是十全十美的，找到你们系里能共同完成指导或加入你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老师，这样能填补主要导师的短板。

当Pearl Akazue在加纳大学读分子生物学博士时，她学会了预判科研工作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试剂和实验用品通常需要提前几个月预订，因为需要漫长的运输和清关。一个小差错可能会让几个月的工作白费。她有很多博士同学都因为时间或资金不足没能完成学业。

虽然Akazue的博士答辩很成功，但她的研究路上充满了失败。现在的她把这些失败看作成功之母，因为这迫使她不得不思考每一步的重要性，并掌握标准实验设备的各种功能和用途，以便在设备坏了或物品不足时找到替代品。为了保持一个好心态，Akazue不再担心这儿担心那儿，而是思考如果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她可以怎么补救。

“在脑中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更容易把目标转化成行动，”Akazue说，“很多事情将超出你的掌控范围。”所以她鼓励学生把精力集中在能掌控的事情上。

如今是谢菲尔德大学生物信息学家的Ian Sudbery在剑桥大学读博读到一半时，发现自己的项目简直是“垃圾”。Sudbery在基因组中筛选能让有害基因沉默的一类RNA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大规模分析，但他发现实验设计有一个大问题。他的测序深度不够，也就是说，他无法对基因组做足够次数的测序和分析，去发现罕见的干扰RNA。他说：“这改变了一切。”

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假装这次分析从没发生过，假装研究一切顺利。最后，Sudbery用数据勉强凑出一篇论文。他说，他的答辩过程很煎熬。答辩持续了5个半小时，他的答辩委员会最后认为他的论文需要大修。在他试图清除这个绊脚石的过程中，那些有问题的分析一直在拖他后腿，他也逐渐意识到为何测序深度对于理解干扰RNA功能如此重要。2014年，就在他博士毕业的7年后，他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了他的最高引论文（D. Sims et al. Nature Rev. Genet. 15, 121–132; 2014）。

Stoehr发现，他的答辩委员会关于他没通过答辩的建议最终为他带来一篇高引论文（A. M. Stoehr and H. Kokko Behav. Ecol. 17, 751–756; 2006）。就在他反思失败的几周后，他从和导师们的对话中得知，他对部分假说进行正式的数学建模会让他接下来的实验更高效。在此过程中，Stoehr与机构外的科研人员开展了合作。生态学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巴特勒大学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而这些他合作过的对象成了他团队的主要成员。

有时候，挫折是一块跳板，能让研究人员到达成功的事业彼岸。就在Thompson初为人母后，一名同事告诉她，她只需要硕士文凭就能在一所社区大学任教。她有如拨云见日，而且从未后悔。

虽然计算生物学家Sudhir Thakurela已经进入了哈佛医学院的终身教职轨，但他发现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挫败无处不在。中考分数不理想让他没有什么好大学可以选。本科毕业后，他没通过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后来拿到了计算生物学的硕士学位，但找不到读博的机会。

进入生物技术行业后，Thakurela决定好好分析自己一路走来的各种失败，找到自己无法成功的原因。

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他没有把重心放在正确的地方，他说，“我绝对想做科研，而且我知道这需要恒心。”于是他重新写简历和求职信，专注于寻找能利用他计算生物学知识的博士项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他进入德国美茵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读博。

McLaughlin的坚持也得到了回报。去年12月为自己挣得了Dr McLaughlin的头衔后，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

McLaughlin说：“这简直让我如释重负。”

分享自己的经历促进了自愈的过程。McLaughlin说科研社区对挣扎避而不谈的文化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因为说这些无异于职业自杀。但McLaughlin发现，因为这些失败就对你另眼相看的机构可能并不适合你。而事实证明，McLaughlin本来最担心的简历污点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McLaughlin很快将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开始读第二个博士学位。